上文说到，周孝王因为非子给周王室养马，“马大蕃息”，所以就封非子为附庸国国主，让他“邑之秦，使其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秦人之所以被称为 “秦”，以后用“秦”作为族名和国名，以“秦”为朝代名者，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并且，秦人历史的所谓实证阶段，也都缘之于此。
那么，周天子为什么要用“秦”作为赏赐之名，这个“秦”字里面又有着什么样的人文内涵呢？
坦率的说，这是一个似解未解，长期困扰秦史研究工作者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秦史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极力认定嬴姓秦人用“秦”这个名称自称其部族，“秦”是山东地望之名的一派认为，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多 次出现过“秦”的记录，《春秋》里面所记的鲁地中也早就有了“秦亭”之名，所以卫聚贤等人认为鲁地的“秦亭”，实际上就是嬴秦最早的发祥地。而认为非子 “邑之秦”的“秦”地望为今甘肃省天水市辖的张川县城南三公里处的瓦泉村一带的学者们则认为，“邑之秦”者，不是因为有了非子才有“秦”，而是非子得到了 “秦”地才号之为秦。他们的立论依据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关于“秦”字的解释为基准，辅之以地理实证考查。《秦早期文化的新认识》一文作者徐日辉先生 援引《说文》“秦”条称：
“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chōn）省。一曰秦，禾名。”《说文》的解释是对的，所谓秦 为禾名者，指的是在“秦”地盛产的“禾”，也就是黍，即今天西北地区所称的糜（mí）子。从释义可以看出由黍到“秦”有一个历史过程，体现了从生长、成熟 到收割加工的过程，正因为加工是最后一道工序，所以“秦”又被称作“禾名”。它表明：非子封邑的“秦”是在非子以前就存在的产黍（shǔ）区。而这个产黍 区即1978年发现的甘肃天水秦安大地湾遗址。在大地湾一期距今7800年前的遗址中，发现黍和油菜籽的残留以及大量的农业工具。这些田野考察表明，大地 湾是中国旱作农业黍稷的起源地。由此可以认定“秦”源于黍（糜子），史书记载的“邑之秦”及“秦亭”、“秦谷”的具体内涵是非子“邑之秦”之“秦亭”，在 今甘肃省天水市辖的张川县城南三公里处的瓦泉村一带。
此二说均言之有据，但均有所偏执。我认为，非子为周附庸时的“邑之秦”的地望“秦亭”，与鲁地的嬴秦的地望古“秦亭”都是嬴姓秦人的发祥之地，所不同的是，甘肃的“秦亭”，实际上是山东古“秦亭”的侨邑。我这样讲的理由有三个：
其一，“秦”之称号远出于非子之前是不争的史实，《春秋》中所载鲁地“秦亭”两字为地名无疑，商代甲骨文卜辞中的“秦”字，更远早于周孝王赐封非子“邑 之秦”之前，所以，山东鲁地古秦亭不会因有非子之封才铭之于史，也不会因非子之秦族而得以附名，因此，山东鲁地古“秦亭”应是嬴姓秦人得姓得族名之地望。
其二，秦字的甲骨文字形为从双手、从午，象两手持杵舂禾之形，本义是舂谷。《说文》中解释“秦”字为：“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 秦，禾名。”段玉裁注：“按此字不以舂禾会意为本义，以地名为本义者，通人所传如是也。”从甲骨文的字形而断，可释地名为假借义。此注解中有两点要注意， 一是许慎明确指出，最早的“秦”是伯益的封国的国号，而不是非子之所封国。伯益得国“秦”（氏国）远在非子得国“秦”（附庸国）之先。此外，许慎只释秦为 禾名，并未确定其为何种植物，即便强解其为“糜子”，也只能说明殷商之际，东方一带开始种植糜子一类的谷物，嬴姓部族在东方时已经掌握或者擅长种植此种谷 物，用以养马。所以，单从大地湾是中国旱作农业黍稷的起源地，而有“秦亭”、“秦谷”地望之名，似乎不能令人信服。
其三，非子之先祖 由东方迁徙而来。从伯益与夏启争帝失败，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的记载来看，远在夏初，嬴姓秦人部族就迁徙到夷狄所居的西部地区，其后商周两代，都 有嬴姓秦人部族“在西戎，保西垂”。那么，嬴姓秦人部族到来之前，甘肃天水、礼县一带叫什么呢？史书无记，只有“西垂”二字。依前所解，“西垂”有两义， 一为“西犬丘”，二为西部边地。那么，这三批嬴姓秦人部族到来之后，他们很可能用部族在东方的氏国之名，来命名他们新的生息之地。因而，非子“邑之秦”的 “秦亭”，很可能就是山东鲁地之“秦亭”的侨迁。
我这样推测是有历史依据的。在我国行政区域变革史上，侨县、侨乡之例甚多，如汉代即 有侨邑之举，汉高祖 刘邦为了满足其父与乡邻聚乐之欲，就把沛县丰邑迁于长安近郊，其城郭形制，包括刘家左邻右舍的房屋，鸡笼猪舍的大小方位等都与沛县故乡 丰邑的毫无二致，以致其邻居迁来的小鸡小猪到了新丰地以后，都会准确无误地各归其所。西晋、东晋时侨县、侨郡之风更盛，比如关中地区渭河北岸的陕西省富平 县，原为秦频阳县、汉怀德县治地，真正的富平县在彭原界内（即今甘肃省庆阳地区西南），于西晋时徙县名于怀德县境，更怀德县为富平县。又如清同治年间进入 哈萨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陕西渭南一带的回族，即“东干人”，为了纪念故乡，他们把在异域新建的村庄仍按原来的渭南县的村庄命名，而且村落方位都与 渭南的村庄方位一致。所以，被迁徙至西垂之地的秦人，很有可能将故乡之“秦亭”带入新迁之地，用以标记族源之所在。
当然，秦部族人以“秦亭”命名商周西部边境的地名，应当远远早于非子之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周孝王对非子之族“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的奖赏，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正式认可，只具有政治意义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