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一位有作为的君王，世人往往知道汉武盛世，但是武帝晚年时天下也曾经大乱一时这件事却很少为人所知。
创下丰功伟绩后的汉武帝，也跟 秦始皇一样犯了自高自大的毛病。
他虽然政绩突出，但他也很奢侈，宫殿、苑囿建了很多，对外国的使者和来汉贸易的商人也摆大国的架子，任意赏赐。
他晚年变得骄奢淫逸，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到处修建苑囿、宫殿，装饰极其豪华，还染上了和秦始皇一样喜欢巡游的毛病。而且次数也有十几次之多。
公元前110年那次巡游里程达到了一万八千里：从长安出发，先到北面阅兵，再南下到了中岳嵩山，然后向东巡游海边，接着到泰山封禅，又沿海岸往北到了碣石（现在的河北昌黎），此后向西经过九原（现在内蒙古包头）再回到长安。
由于过度使用民力，加上祀神求仙，挥霍无度，以致赋役繁重，民不堪命，造成“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凋零局面。
武帝年老之后，和秦始皇一样也想长生不老，相信鬼神，相信仙药。这使他在晚年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方士栾大之祸和江充的“巫蛊”之祸。
在公元前112年，一个叫栾大的方士到了长安，胡说自己经常在海上来往，见到过仙人，也找到了长生不老药。一直想长生不老的汉武帝轻易地就上了当，封他 做将军，甚至还将自己的女儿嫁他，武帝还给他刻了一枚玉做的印信。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用玉来做印，叫做玉玺，其他人如果敢私刻玉玺，就是犯 上作乱的大罪。武帝给栾大玉印，可见对他的重视和迷信。但在公元前110年，栾大骗局被揭露后，武帝便怒斩了栾大。不过，武帝并没有吸取教训，而是接着派 人到海上寻找神仙、求取仙药，想着长生不老。
至于江充的“巫蛊”之祸，给武帝的打击就更大了。
晚年的武帝因为经常有病，所以疑心很重。有次他梦见有几千个木头人打他，醒来后就又病了。他不是吃药调养，而是说大臣和百姓诅咒了他，他才得的病。
于是，他命江充到各地去调查此事，江充趁机打击异己，先后使几万人死于非命，这些人中有丞相和武帝的两个女儿。
此后，又有人揭发太子的宫中有诅咒武帝的木偶人，这逼得太子假造圣旨捕杀江充，同时派兵抢占长安的许多官署，想处死江充。武帝听说后不由大怒，命令丞相刘屈（音毛，同牦）领兵抓捕太子。双方的军队在长安激战几日，太子最后自杀，卫皇后也自杀了。
那么，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条，是他最后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调整了政策。
晚年的武帝还算清醒，受到很多假的东西欺骗后，逐渐有所醒悟。在公元前89年，他最后一次巡游时，在山东的海边等了十几天也没有见到神仙的影子，失望地 往回走时，在钜定县（现在山东广饶县北）经过时，看到在地里忙春耕的农民，甚是感动，竟亲自到地里去和农民一块耕作。在路过泰山时，他在泰山的明堂向天神 和大臣们检讨自己的过错。时间不长，他应大臣的请求，将所有的方士都赶走了。
与秦始皇至死拒绝认错的为政态度不同，汉武帝后来能够“罪己”，及时转弯，在千秋青史上留下了较好的名声。
由于武帝晚年的穷奢极欲，使得各种社会矛盾积累并尖锐起来，农民大量破产流亡，阶级矛盾激化。广大农民穷困破产、无以为生，流亡农民越来越多，终于导致了天下大乱。
事情发展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汉武帝不得不派重兵镇压。
公元前99年，面对此起彼伏的农民造反运动，汉武帝果断下手，调集军队血腥镇压，终于遏制住了农民起义的汹涌的浪潮。
后来因为江充小人作祟导致太子刘据被杀，汉朝出兵匈奴又几乎全军覆没。所有这些挫折，使得晚年的汉武帝常常自责，他不得不冷静地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
因此，晚年汉武帝的思想常常处于忏悔的状态之中。
公元前89年，汉武帝再一次封禅泰山之后，对随行的官员说：“朕自即位以来，所作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追悔莫及。”
因此汉武帝下令：从现在起，凡是有伤害百姓、浪费天下财物的事情，一律停止。
大臣田千秋早就对神仙方术深恶痛绝，一直苦于没有机会进谏，这时候趁机进言说：“方士们论神仙之事很多，但都无法验证，请陛下停止求仙一类的事情。”
武帝同意了，把所有靠装神弄鬼混饭吃的方士都给罢免了。
同年，汉武帝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并封为“富民侯”，以表自己“思富养民”之意。
当汉武帝朝的另一位大臣桑弘羊提出募民轮台屯田政策来对付匈奴时，汉武帝下诏拒绝。他陈述了自己以前频繁征伐的悔过之情，表示从今以后“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也就是严厉禁止各级官吏的残暴行为，禁止官府擅自征收赋税。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之所以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他吸取了 秦朝亡国的前车之鉴。后人常把“轮台罪己诏”说成是中国皇帝第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其实执政者“罪己”的政治传统在中国存在得还要早。
《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是当时的历史文献没有像汉代那么丰富、详尽地留传下来，因此说汉武帝是第一个正式下“罪己诏”的皇帝也不算错。
后来，这个传统一直被沿用。每当皇帝犯了祸国殃民的大错误，往往会下一道“罪己诏”，公开检讨，以表示与民更始。虽然，正如 苏轼所言，执政者“罪己”的目的是为了“收人心”，但这仍不失为是一种在政治上比较高明的做法。
试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错事，也是万岁、万万岁，而臣子们则以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为邀宠进身之阶，这是常态。如果君主能够反其常态而 “罪己”，说明起码他认识到了两点，一是无论当朝的舆论如何被掌控，百姓心中总有一杆秤；二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即便天子也须得道， 考虑民意，不可过分胡来。这应当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