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说起历史上有名的帝王时,秦皇汉武都是绕不过去的对象。秦始皇一统华夏,奠定了百代封建帝制的基础;汉武帝北逐匈奴,打出了一个民族挺立千秋的尊严和自信。这段时间也是中国在整体国力上首次超越其他文明地区,成为世界文明史上重要的原生文明。这段时间,华夏民族恣肆挥洒着创造力,在思想、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盛时期。

可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汉代结束之后中国历史就迎来了积贫积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秦汉400年铁血打下的华夏贵胄的主角光环,在这一时期黯淡无光,北方少数民族粉墨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原汉族仓皇逃离,史称“衣冠南渡”。很多士大夫寄寓江东,新亭怀古,常有黍离之悲。南朝期间虽有北伐之举,但与汉时封狼居胥、勒石燕然相比,已然没有彼时的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了,更多的是勉力维持的惨淡光景。

西晋王朝终结三国乱世,重开一统,按照正常历史发展进程,应该是帝国再度崛起而君临四夷八荒。然而,西晋王朝的梦幻开局之后,几乎立刻面临着内部流民起义、外部蛮夷军队接二连三的进攻、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内战等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西晋王朝顾此失彼,内外交困,国力透支到极限,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溃局,几百年内的民族精英前赴后继,却始终无法收拾。一直到唐朝建立之前的300年间,汉族建立的王朝国力不振,无法保境安民,屡次为外族所欺。

西晋王朝,以及后来的南朝政权,有没有可能告别历史上的积贫积弱的局面,而出现另外一种发展面貌呢?难道天意要我神州中土受这赤地之苦,黎民百姓受这兵燹之祸?其实,当我们把视角从帝王将相的生平故事中挪开,去探究中古时中原腹地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就能一探究竟了。

华夏民族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这一点在西周立国时就已经奠定了基调。农耕文明显然要比游牧文明更为先进,因为人们能够储藏食物,有计划地进行农业活动,并在剩余资料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医学、建筑、法律等文明成果。随着封建程度的加深,中原得到大面积的开发,人口逐渐增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封建主,井田制为主的土地制度逐渐瓦解,地方诸侯国变得强势起来。

诸侯的国土从据点城堡开始连成一片,彼此接壤,兼并战争时常爆发,阻断了物资流动的通道。诸侯国出于增强国家财力的需求,大力扶持商业的发展,甚至还将商人作为间谍使用。商业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竟然获得了长足进步,兴起了很多商业城市。大量新兴的区域城市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标志之一。民间财富的增加,各地盛行养士之风,商人中有很多也有政治企图,社会面貌朝气蓬勃,迸发出了强大的创造力。

可是,曾经繁盛一时,遍布全国的商业城市,在西汉中期之后,就开始逐渐变得萧条起来了。尤其是到了东汉中期之后,全国范围内除了一些名城大邑,商业城市已形同荒废。商业活动的停滞,减弱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度,对中央集权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在《三国演义》中经常会出现刘备、孙权等受到地方权贵资金和兵力支援的情节,这些地方权贵经常率领着由家仆组成的私人部队,即“部曲”,作为部队的将领参加战斗。地方势力已经存在私兵,而且他们还有自己庄园、庄客,形成了国中之国,是中央政府无法管辖到的法外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