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末日：东汉学潮兴起与党锢白色恐怖

帝国末日：东汉学潮兴起与党锢白色恐怖

　　东汉桓、灵两帝，亲宦官小人，而远一心报国的士大夫，终于由三万“清议”的太学生闹学潮造成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亦是东汉帝国亡国的先兆。

　　三万太学生要干什么？

　　这个王朝衰败的最初端倪，从哪一个节点上可以看出来呢？

　　也许，我们可以从太学里的那些人那些事说起。

　　东汉孝桓朝。位于洛阳城南开阳门外的太学，已然有了三万太学生，影响力真是越来越大了。所以，这时的“太学”它是一个王朝的热词，又是一个王朝的敏感词语—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的太学，会像孝桓朝一样，和政治有着如此暧昧难言的关系。

　　太学里的三万太学生是喜欢惹事的。因为他们年轻。而年轻人总是容易冲动，特别是他们在自视为天之骄子之后，又特别是他们大多为公卿子弟—这样特殊的身份由不得他们不关心国事。

　　公元１５３年，也就是孝桓皇帝永兴元年，太学生们就狠狠地关心了一下国事。

　　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他们认为值得关心的大事。

　　永兴元年是个大灾年，冀州一带天降暴雨，黄河泛滥，几十万户人家被淹。这让孝桓帝心里很不爽。永兴元年就触大霉，无论如何是要查明原因的，否则这天下还怎么领导，民心还怎么收服？孝桓帝震惊之下就派了一个叫朱穆的将军去做冀州刺史。朱穆军旅出身，喜欢快刀斩乱麻。天上的事情他搞不懂，但人间的贪官他要见一个杀一个，特别是冀州的贪官，因为他要做的是冀州刺史。朱穆以为，黄河泛滥，必有贪官从中作祟或行政不作为。

　　朱穆是带着杀气上任的。但是他上任之前，宫里有三位冀州籍的宦官给他送来拜帖—这意思是想和他套近乎，关照一下老家的亲宗势力。朱穆一声冷笑，将这些拜帖都退了回去。朱穆的心很硬，底气也很足。他只想和皇上在一起，不想和宦官们在一起。但是朱穆不知道的一个问题是：皇上和宦官们究竟有没有在一起？这样的疏忽几乎给朱穆带来杀身之祸。

　　朱穆威严地来到了冀州，只是他的威严吓跑了所到郡县的长官，有４０多名大小官员纷纷挂印而跑。因为冀州人都知道，朱穆是带着杀气来的。

　　当然也有没跑呆在家里等候的。不过朱穆不能从他们嘴里知道些什么了，因为他们都已自杀身亡。朱穆将此等官员的举动视为“自绝于皇上、自绝于朝廷”，定性为畏罪自杀。

　　但事实上，朱穆在冀州做的最轰动的事情不是反腐败，而是狠狠打了一只大老虎的尾巴。这只大老虎就是当朝大宦官赵忠。

　　赵忠他爹在这一年雨下得最大的时候死了。

　　在这个世界上，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平常的是赵忠他爹死后的规格：他是穿着玉衣入殓的。

　　这可是僭越之罪！因为按照本朝礼制，只有至亲的皇亲国戚才能在死后享受这一殊荣。

　　赵忠他爹这是找死啊！愤怒的朱穆亲自动手，将赵忠他爹从坟墓里挖了出来，陈尸示众。

　　当然朱穆的愤怒不仅仅是针对赵忠他爹的，他还针对了整个赵忠家族。

　　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赵忠他爹是自己穿着玉衣入殓的，所以整个赵忠家族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朱穆下令捉拿赵忠家属。

　　这是真正地狂摸老虎屁股。朱穆和赵忠家属过不去就是和赵忠过不去，而且看态势，如果皇上点头，朱穆会把赵忠也捉拿归案的。

　　但是孝桓帝没有点头。孝桓帝在权衡了利弊之后，伸出一根手指。

　　这是帝王之指，他毫不犹豫地倒向了大宦官赵忠—孝桓帝是懂得报恩的人，在他成为帝王的道路上，大宦官赵忠是出了死力的。所以他不能不罩着他一点。

　　于是悲情的一幕出现了：在冀州，被装进囚车押往京城的不是赵忠家属，而是刺史朱穆。僭越的人平安无事，反僭越的人却要锒铛入狱，孝桓帝在这个暴雨倾盆的夏天破坏了东汉朝由来已久的王朝礼制潜规则，谁都不知道接下来这个王朝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但是人民不干了。冀州人民哭着喊着要给刺史送行，要为这个千载难逢的清官作画纪念，可这被朱穆谢绝了。朱穆打虎不死反被虎咬，自己都觉得羞愧得很，他觉得作画纪念毫无意义。

　　京师洛阳，刘陶成为太学的学生领袖已经很久了。

　　每天，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领着上万太学生“清议”—这是规模庞大的大专辩论赛。辩手们个个出口成章，将四书五经上的道德文章投射到当前的政事国事上来，或为之忧，或为之悲。他们全情投入，为一个王朝那些影影绰绰的政界传闻奉献出自己真切的喜怒哀乐。

　　但刘陶却有些苦恼。坐而论道毕竟不如起而行之。可到底该怎么行动起来呢？

　　朱穆事件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成为一次大规模学潮爆发的导火索。

　　当孝桓帝毅然决然地判决朱穆有罪并将其终生流放边地服苦役之时，刘陶领着几千名太学生进行了示威游行。他们从学校出发，一路上高喊着口号来到皇帝住的地方，要求孝桓帝接受他们就“朱穆事件”发布的请愿书。

　　孝桓帝震怒了！这还是专制社会呢，什么时候轮到太学生们说话了？！他拒绝接受请愿书。

　　但是支持太学生行动的官员们开始出现，而且越来越多。这些士大夫们和几千名太学生一起呼喊口号，要求皇上小心中官（即宦官）“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刘陶感到有些不解：“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是他请愿书中的话语，这些士大夫们又是从哪里知道的呢？

　　很多年后，历史清晰地证明了永兴元年太学生闹事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事件，它的幕后操纵者是朝廷士大夫集团，正是这起事件揭开了士大夫阶层和宦官阶层政坛清洗与反清洗的序幕，从而为一个王朝走向衰败埋下了伏笔，只是当时刘陶和他的同学们并不清楚这一举动的历史意义。他们并不知道，和他们一起呼喊口号的士大夫们，在接下来的岁月当中，将直面他们的悲惨命运。因为皇上的金手指已经奋不顾身地倒向了宦官们。

　　但是就这次具体的学潮而言，它的结局是颇具戏剧化的。因为刘陶耍了小孩脾气，他提出要代替朱穆去服苦役。与此同时，几千名太学生和部分士大夫开始了静坐绝食。

　　孝桓帝屈服了。在无奈当中，孝桓帝巧妙地在士大夫和宦官之间搞了个平衡：他开除了朱穆，让他回家养老，而不需要终生在流放地服苦役。

　　朱穆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刘陶和他的同学们取得了一次不痛不痒的胜利—甚至还谈不上是什么胜利，因为朱穆最终还是被宦官阶层搞下去了。太学生的面子在皇帝眼里是如此地微薄，这让太学生们心有不甘。

　　六年之后，又一次学潮爆发。但这一次的学潮领袖不再是刘陶。此时的他早已毕业，成为这个时代一名中规中矩的中高级干部。说起来这刘陶也是皇帝的远房亲戚—济北贞王刘勃的后裔。孝桓帝在“朱穆事件”之后亲自给他洗脑，希望他不负皇恩，成为帝国的有用之才。刘陶也终于告别激情燃烧的岁月，迅速成长为孝桓帝心目中的有用之才。

　　但是那些年轻的太学生们却正迎来他们生命中第一次激情燃烧的体验。这一次的学潮领袖是张凤。他和当年的刘陶一样，粪土当年万户侯，那真叫一个激情洋溢。几千名太学生跟在他屁股后面很新鲜地往皇帝住的地方赶，他们要呼唤正义，要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这次学潮说起来也是有由头的。由头便是这个帝国最著名的将领皇甫规受了委屈。皇甫规是个平羌有功的边将。按理说有功当封，几个宦官便趁机讨彩头。当然这彩头也是要得大了些，超出了皇甫规将军的支付能力，变成了索贿。结果皇甫规将军毅然拒绝了那几个宦官在经济方面的要求，但这也迎来了他自己命运的急转直下：他被陷害入狱。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潮拉开了序幕。

　　和上次的学潮一样，３００多名朝中士大夫混杂其间，矛头直指宦官集体。孝桓帝的处理结果也和上次大同小异：皇甫规将军被释放出狱，但随即就回家吃老米。在帝国的政治平衡器面前，孝桓帝对这样的游戏已经玩出经验来了—不左不右，稳定压倒一切。

　　但是宦官集团不喜欢这样的稳定。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屈辱。他们设法让孝桓帝相信有一种危险是真实存在的。那就是大将军梁冀在阴谋作乱，如不及时诛杀，后患无穷。孝桓帝相信了。因为他是在梁冀大将军的宝剑护卫下登上皇位的，现如今，梁冀大将军的宝剑依旧在，只是忠心还在不在，孝桓帝不敢肯定。

　　一般来说，孝桓帝不敢肯定的事那就意味着要否定。这是一种安全的需要，虽然它看上去有些反应过度了。但是对一个帝国来说，帝王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梁冀大将军的宝剑只能为他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在五名宦官的精心谋划下，倒梁一举成功—梁冀大将军死在了孝桓帝的宝剑之下。

　　这是公元１５９年七月发生的事。在这个帝国最热的季节里，一个军方实力派人物的非典型性死亡导致了帝国政治的失衡—宦官集团的力量被放大了，五名运筹帷幄的宦官随后被一举封侯。朝中士大夫们由此感受到了一种极大的不安。

　　一个帝王制造的白色恐怖

　　一张耐人寻味的“大字报”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了。

　　写“大字报”的人是东郡白马县令李云。他把“大字报”贴在北宫大门外，抬头便是“致天子和三公府”。

　　当然更要命的是内容。

　　他是为大将军梁冀鸣冤叫屈的。

　　他不仅仅是为大将军梁冀鸣冤叫屈，他还指责皇上瞎了狗眼、胡作非为。

　　李云在“大字报”里说：皇上以天子之尊任意诛杀我朝大将军，一来有失皇家尊严，二来也让边将们心寒。边将们心寒的原因其实有二，除了上面所指的原因之外，还在于皇上降低标准随意封侯。这五侯在密谋诛杀我朝大将军上根本没有立功，怎么可以封侯呢？难道皇上不知道他们都是阉竖小人吗？孔子说“帝者，谛也”，皇上这么干，是否表明帝“欲不谛”乎？！

　　这真是一张找死的“大字报”。

　　但李云这么干完全是性情之举。因为他认为自己确确实实是为皇上好，为这个国家好。皇上应该有“闻过则喜”的雅量。在生活中，李云是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他深沉地热爱这个国家。所以李云在贴“大字报”的时候神态自若，充满了理想主义者的激情和期待。

　　两炷香之后，李云的“大字报”被孝桓帝派人撕了下来。

　　因为孝桓帝不想再继续丢人现眼了。

　　在他眼里，这不是一个人的示威，而是一个阶层的示威。这是士大夫阶层在向他反扑啊！而李云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一枚棋子。

　　孝桓帝把李云关进牢里，却不马上处死他。

　　他要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为李云求情。他要记录在案。他要一网打尽。

　　曾经，孝桓帝是希望在政治上搞一搞平衡的。但是政治这个东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搞了平衡人家未必让你平衡—既然这样，那就都跳出来斗一斗吧！孝桓帝心里愤愤的。

　　孝桓帝是喜欢在战斗中成长的，他期待遭遇重量级的角斗士。

　　角斗士终于来了，但不是重量级的。

　　杜众，弘农郡的一个小官。他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支持李云，说愿陪李云一起去死。

　　孝桓帝有些失望。他甚至有被戏弄的感觉。原本他攥紧了拳头要与大象一搏，却不料来了一只苍蝇，孝桓帝恶狠狠地将这只苍蝇赶进了李云所在的牢房。

　　好在大象终于出现了，大鸿胪陈蕃上疏希望皇上放了这两个可怜的人。但很快他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可怜的人—他被孝桓帝打发回老家了。但是大象们前仆后继。太常杨秉、郎中上官资、洛阳令沐茂联名上书为李云等求情，他们也一一遭到了孝桓帝的惩罚。

　　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帝国政坛。这是一个帝王制造的白色恐怖。孝桓帝想看看，朝堂之上，反对他的士大夫阶层力量究竟有多大。他在静候那头最大的大象出场。

　　最大的大象终于出场了。不过准确地说，他可能不叫出场，而是以退场的方式让这场游戏戛然而止。满头白发的太尉黄琼伸出颤巍巍的右手，握住那管他已使用了好多年的毛笔，给孝桓帝写下辞职信。黄琼说：“陛下即位以来，未有胜政。使朱紫共色，粉墨杂糅，所谓抵黄金于沙砾，碎玉璧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臣世荷国恩，身轻位重，敢以垂绝之日，陈不讳之言。”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措词最严厉的辞职信了。这个王朝士大夫阶层的骨气确实不是吹的。孝桓帝的帝王尊严再一次遭到严重挑战。至此，他对以黄琼为首、李云为急先锋的反动士大夫集团的存在已是深信不疑。擒贼先擒王，孝桓帝准备狠狠打击黄琼的嚣张气焰。

　　但是太尉黄琼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他死了，是气死的，为这个王朝有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帝王而活活气死。

　　拍一巴掌揉三揉

　　在太尉这个职务上，黄琼之后是杨秉。

　　杨秉不仅继承了黄琼的职务，也继承了他的秉性。杨秉在反腐败的旗帜下，一下子查处了中央和地方约５０多名有问题的官员，而这些官员大部分是中官的亲党和利益相关者。

　　这就是东汉朝士大夫的血性和骨气。

　　孝桓帝皱起了眉头，但最终没说什么。毕竟从帝国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腐败是要反的。不过，孝桓帝心里还是希望杨秉到此为止，别让士大夫阶层和宦官阶层的冲突搞得不可调和。

　　但是杨秉却要继续“惹是生非”。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１６５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多事之春。在益州前往京师的驿道上，有一个人非正常死亡了—死在囚车上。他叫侯参，是前益州刺史。侯参之死被定性为一个腐败分子的畏罪自杀。

　　这个案子是杨秉直接查的。但他并没有善罢甘休。因为杨秉认为，人死了，案子还在，而且本案的犯罪嫌疑人除了侯参之外还应该包括他的弟弟——侯览。

　　只是侯览的级别实在太高了，是个中常侍。这个级别的官员只有皇上才能动他。杨秉把侯参的供词及在他家搜出的相关物证上呈皇上，希望皇上依法办事。

　　供词是实的，物证是铁的，但是孝桓帝袒护侯览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这不仅是出于平衡政治的考虑，还出于他对近侍的关爱。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中常侍侯览照顾自己这么久，孝桓帝是必保无疑。

　　但保不保是态度问题，怎么保是能力问题。总的来说，孝桓帝的能力还是不错的。他质问杨秉：我们这个王朝，行政制度一向是很分明的。三公统外，御史察内，你这样越级控告一个近官，是不是违反了我们的行政制度啊？

　　杨秉反应很快。他立刻指出—陛下记错了吧？我们这个王朝，行政制度早有规定：“三公之职无所不统。”何况《春秋传》上还说了：“除君之恶，惟力是视。”所以中常侍侯览的问题他不仅要管，同时他还建议皇上为天下士心、民心着想，一定要有所惩罚。

　　这一下孝桓帝进退两难了。他从杨秉的话里面听出了恳切和忠心，但同时又担心士大夫阶层对中官们打压太甚，搞得他到头来也很被动。

　　孝桓帝最后作出的选择是暂时罢免了侯览的中常侍职务，但过后不久又起用了他。

　　拍一巴掌揉三揉。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帝王的统治手段和一个农妇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其实并没有多大区别，甚至他们的预期也差不多。帝国能不能长久和孩子能不能成才在很多时候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宿命—这个帝国两个阶层的矛盾已是如此不可调和，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就看他们谁占上风了。而他们的胜与败将直接影响这个帝国的命运。

　　可惜这么简单的道理孝桓帝并没有搞明白。他一直以为，大臣和近侍们打打架算不了什么——哪有牙齿不碰舌头的？他不明白，大汉的江山会在这内耗当中变得松动起来，直到有一天走向分崩离析……

　　阶级斗争就是这么你死我活

　　夏天的时候，杨秉去世了。他最终没有看到悬念的最后揭晓。

　　但是士大夫的精气神还是在的。杨秉之后，司隶校尉李膺成为这个族群的脊梁。

　　司隶校尉相当于帝国中央地区的公安局长。李膺在任上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是砍下了张朔的头。张朔是原河内郡野王县的县令，作为一个处级干部，他最感兴趣的事是研究两性间的差别，探索生命的起源。为此，他把一名孕妇给杀了，还剖开了她的肚子，仔细观察胎儿的形状。

　　对于这样一个变态县令，李膺当然是要严惩不贷。但是他扑了个空，因为张朔跑了。张朔没往别的地方跑，而是跑回到了京师洛阳。

　　当然张朔回京师洛阳并不是要投案自首，尽管洛阳城里到处贴满了缉捕他的Ａ级通缉令，但张朔都当它们是草纸。张朔是投奔他哥来了。他哥是中常侍张让。张朔觉得，这时候，只有他哥才能保护他。

　　但是张让为难了。张让为难并不表示他不保护这个弟弟，而是为难在保护的方式方法上。因为洛阳人都知道他有这么一个亲弟弟，都知道他弟弟犯下了骇人听闻、大逆不道之罪，也都知道他这个弟弟现在投奔他来了——怎么保护呢？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躲过李膺如狼似虎的追捕？

　　李膺最后还是在张让那十几栋豪宅当中的一栋内将其弟弟揪了出来。这是真正的“揪”出来，因为张朔被藏得太好了——他竟然被他哥塞进了堂屋前一根硕大的廊柱内。这根可怜的廊柱早就“外强中干”了—它被张让事先派人给凿空了，以便能塞进张朔那略显发福的身子。

　　紧接着，李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掉了张朔的脑袋。他甚至没有来得及请示天子就这么做了。当然李膺这么做是故意的，因为他知道天子和张让是战友加兄弟的关系。如果事先请示天子的话，张朔的脑袋恐怕就不能落地了。

　　孝桓帝终于生气了。

　　在这个注重礼教的国度，活剖孕妇的事确实是骇人听闻的。所以，原则上他也同意要让张朔的脑袋落地——但李膺为什么不请示不汇报呢？

　　孝桓帝怒气冲冲地召见了李膺。

　　但是李膺却振振有词。李膺说：《礼记》有云，公族犯罪，虽天子宥免，但有司必须依法而不从圣命。当初孔夫子担任鲁国的司寇，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可臣下我呢……

　　李膺的振振有词震住了孝桓帝。孝桓帝仿佛又看见了当年那个跟他摆事实、讲道理的杨秉复活了。孝桓帝头都大了。士大夫们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让他头大，他实在是拿他们没办法。

　　这件事情到最后不了了之—人头都已经落地了，说什么都晚了。但是中官们是注定要报复的，接下来，两个阶层的争斗更加你死我活了。

　　中常侍侯览再次与士大夫们过招。不过首先发难的却还是士大夫们。山阳太守翟超举报侯览在丧母还家之时，把坟茔起得太高，违反了朝廷的礼仪制度。但是翟超的举报信却被侯览给扣下了，因为侯览有这个权力。翟超一时火起，竟扒了侯母的坟，抄了侯览的老家，然后再给皇上写奏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一起涉及中官集团利益的案子继侯案之后发生了。下邳令徐宣向汝南太守李篙女儿求婚不成，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其强抢回府，先奸后杀。当然徐宣敢这么做那是因为他后台够硬。他是徐璜的侄子，而徐璜那是太赫赫有名了，当年因为帮助皇上倒梁有功被封为武原侯。

　　东海相黄浮不得不愤怒了。在他眼里，徐宣案已不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而是中官集团对士大夫集团的疯狂进攻。黄浮下令将徐宣一家全部捉拿归案，严加审讯。徐宣最后被“咔嚓”了，暴尸七日。

　　阶级斗争就是这么你死我活。中官集团开始发力，翟超和黄浮相继入狱。最后他们的下半生是在边地度过的—他们被流放了，终身罚做苦役。

　　士大夫们当然不服。他们的重量级选手在此时隆重登场，那就是太尉陈蕃和司空刘茂。他们上疏请求除去翟超和黄浮的罪名，为他们平反昭雪。但此时的孝桓帝又将他的金手指倒向了中官集团—事实上从此以后他的金手指就再也没有伸回来过。孝桓帝叫谏官出面，弹劾陈蕃和刘茂，称他们是在惺惺相惜，旨在维护一小撮士大夫们的利益。陈蕃和刘茂的上疏不仅无济于事，还差点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

　　帝国的黄昏

　　帝国的黄昏就这样开始了。

　　帝国黄昏的开始是有标志的，那就是太学西门突然无缘无故倒塌了。

　　这是１６５年的深秋。在帝国两大阶层如火如荼的争斗中，太学西门触目惊心地倒了。太学生们开始焦虑：这个帝国是不是要被上天抛弃了？朝堂之上，正义的力量是否终将不敌邪恶的力量？

　　郭泰首先失去了信心。郭泰是三万太学生当中的佼佼者，朝廷本来是对他寄予厚望的。当然准确地说，是朝廷里的士大夫们对他寄予厚望，希望这个平民出身的年轻人能够成为这个帝国的栋梁之材，但郭泰还是选择了离去。

　　他归去来兮。

　　李膺等清流士大夫送别郭泰时内心充满了忧伤。的确，当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一个黑哨时，他们与中官集团的博弈是注定要失败的。

　　但他们又不能不博弈。就像一条破船停在江中心，划桨是他们的宿命，尽管李膺他们心里都清楚，沉没是早晚的事情。

　　李膺最后栽在了张成手里。

　　张成是这个时代最有名的术士。

　　当然一个人要成为最有名的人，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行的。张成的两把刷子就在于他可以通过对季节更替时风向的变化，来判断人事的凶吉。

　　虽然张成的判断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但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在天子面前所作的几次判断都对了。所以张成无可争辩地成为了这个时代最有名的术士。

　　张成之所以能在天子面前表演他的占术之道，是由于有了中官的引荐。一个王朝的宦官和术士有意无意联合起来在天子面前献媚，这个王朝便有了诡异而妖冶的气息。

　　１６６年春天的一个甲寅日，风突然就吹起来了。张成按占法一算，觉得朝廷马上要大赦天下。刚好张成的儿子有个仇人还活得很滋润，张成便叫儿子把仇人给杀了。因为在大赦天下之时，杀人犯是可以无罪释放的。

　　张成不愧是有几分真功夫的术士，事物的发展正按着他预测的那样往前推进。在儿子杀死仇家之后的第七天，孝桓帝大赦天下。

　　但是张成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却没猜到故事的结局—他的杀人犯儿子没有活着从监狱里走出来，因为把他儿子送进监狱的是李膺。

　　李膺原本想遵照孝桓帝大赦天下的指令释放张成的儿子，不过在他知道张成倚仗术道纵子杀人的事之后，他就让张成儿子也付出血的代价。

　　张成的报复开始了。

　　张成的报复是可怕的。

　　因为这是一个术士的报复。

　　这个时代最有名的术士的报复。

　　张成在天子面前给李膺等人布了一张网，这是一张试图将士大夫们一网打尽的网。张成对天子说：“司隶校尉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不遵朝廷诏令，滥杀已赦之民。”

　　于是，在历史的诡异关口，“党人”这个词杀气腾腾地跳了出来。孝桓帝杀气腾腾地要中书省起草诏书，试图在中央和地方大规模打击那些“共为部党”的“党人”。但是让孝桓帝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诏令没能走出洛阳。

　　因为太尉陈蕃没有签字。大汉法令规定：欲向全国发布的诏令，须由太尉、司空和司徒三公共同签署才能生效。在三公中，其他两公老大不情愿地签了，但是陈蕃顶了下来。

　　陈蕃很清楚：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今天锒铛入狱的是李膺，明天就有可能是他们三公。这是宦官和术士联合起来借机闹事，是对士大夫们的一次疯狂进攻。

　　但是陈蕃的抵抗很快就失效了。孝桓帝绕过三公，直接发出针对李膺的Ａ级通缉令。李膺很快入狱，随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搜捕“党人”的严打行动开始了，２００多名“党人”榜上有名。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正如陈蕃当初所想的那样，这是宦官和术士对士大夫们的一次疯狂进攻。帝国的清流遭到沉重打击，陈蕃真是痛何如哉！他几乎天天找天子进谏，希望皇上不要被奸人、小人蒙蔽。但是孝桓帝却觉得陈蕃也大有问题，他一道诏书下来，陈太尉就回家吃老米去了。

　　陈蕃一走，严打行动变本加厉。通缉令上的名单从２００多名直线上升到８００多名。帝国清流几乎要毁于一旦。最关键的时刻，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孝桓帝的岳父—槐里侯兼城门校尉窦武。

　　窦武给他这位天子女婿写了一封信，明确告诉他这样的严打行动已经成了一场恐怖行动，帝国实心干事的人整天惴惴不安，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很有可能就要被他搞垮了。

　　也许是窦武的岳父身份起了作用，也许是孝桓帝想顺势收场。１６７年六月十三日，帝国改元永康，孝桓帝宣布大赦天下。但这是带着镣铐的大赦，因为孝桓帝规定：“党人”赦归之后，要交给地方政府终身监管。其中２００多名重要“党人”要上三公黑名单，这辈子永不征用。

　　六个月后，孝桓帝带着这个时代各阶层人等对他所持的复杂心态离开人间。

　　惋惜、痛恨、窃喜、无奈……帝国的主流心绪没有一个关键词可以准确概括。但是帝国的时局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士大夫们开始重新掌权了。坐在权力高端的依然是大将军窦武和重新出来主持工作的太傅陈蕃。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明里暗里让许多“党人”恢复了自由身。特别是经过努力，李膺也出来工作了。这几乎成为时局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是很多事情依旧可做不可说。因为孝桓帝至死都没有解除党禁，新天子上台萧规曹随，懦弱无为，因此中官还是不时搬出先帝的遗诏敲打窦武和陈蕃们，希望他们的擦边球不要打得太出格了。但要想阻止士大夫们打擦边球，中官们已然做不到了。

　　这个帝国悄然走到了时局的僵持阶段。博弈的双方势均力敌，都在寻找新的机会试图击败对方。但是机会在哪里呢？没有人可以准确地洞察。

　　帝国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了。

　　星空被利用了

　　新天子刘宏被后世称为灵帝。当时只有１２岁。

　　孝桓帝去世的时候，刘宏正在河间国（今河北河间）的封地上做着侯王。驾崩的天子是他的堂叔父，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祖父—河间王刘开。因此当膝下无子的孝桓帝成为先帝之后，命运将这个正准备进入青春期的沉默少年推到了龙座上。

　　少年灵帝之所以沉默并不代表他少年老成，而仅仅表明他的不知所措。在这个局面复杂而人心险恶的宫殿内，他注定要遭遇两大势力的强力碰撞。他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所以他只能沉默。沉默是他的护身符。

　　但他很快就不能沉默了。因为情势逼迫他不得不开口了。

　　因为两大势力的强力碰撞发生了，他在懵懂之中成为一场宫廷政变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从而在中官的操纵下，一举将帝国的清流们斩草除根—一个王朝最后的支撑力量被清除出局，帝国从此走上不归路。

　　很多天以后，灵帝在梳理这场政变留下的一地鸡毛时，他不能不仰望星空。

　　他觉得浩翰无垠的星空被利用了。一如他被人利用了一样。

　　当时，帝国天文台的值班官员发现天象出了问题—“太白犯房之上将，入太微”。这一天象预示着这一王朝将有血光之灾。宦官头子们决定利用这一非正常天象向大将军及士大夫们起兵发难！

　　这是一场披着天象外衣的兵变。这是一个帝国盛衰之交的拐点。大将军窦武是何许人也？他很快就做了布置，一方面向太后报告有奸人在天子身边欲行不轨，另一方面紧急调动军队，将中央和直隶地区的防务移交到自己人手里。

　　但是窦武也有鞭长莫及的地方，那就是皇上的近卫军不归他统管。这是一支由宦官组成的近卫军，学名叫中黄门。中黄门离皇上太近了，他们不仅可以保卫皇上，也可以在关键时刻挟持皇上！

　　这将是窦武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也是士大夫们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窦武最终还是想办法将中黄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因为他既是大将军，又是太后的父亲。共同的利益让他的女儿和他站在了一起—窦武通过太后瞒天过海将中黄门的指挥官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宦官山冰。

　　如此一来，局势基本上掌握在窦武手中，士大夫一族看起来稳操胜券。

　　但是人世间的事情怕就怕九密一疏。狗急了会咬人，宦官急了也会出狠招。在双方即将图穷匕现的紧张时刻，宦官们劫持了灵帝。

　　当然准确地说不能叫劫持。因为灵帝当时正在睡梦中，当曹节、王甫等中官手持利器跪在他面前声称政变已发生时，灵帝本能地选择了和他们站在一起。

　　毕竟，一个１２岁的孩子是没有什么安全感的。他需要找到一个依靠。（汉朝历史 www.）毕竟当时去河间国接他进宫的就是这些看起来善解人意的中官们。于是在政变当晚，灵帝的第一道诏令就按照中官们的意思发出了。这道诏令任命王甫为黄门令—近卫军的实权重新回到了中官手中。紧接着就是捉拿窦武和陈蕃。皇权锋利，陈蕃当天夜里就命丧九泉，只有窦武突出重围，组织京师北门部队试图和王甫的近卫军进行最后的ＰＫ。

　　皇权依旧锋利。虽然从人数上看，北门部队要大大超过近卫军，但是皇帝站在了近卫军这一边。当１２岁的少年天子那瘦弱的身影出现在近卫军中时，一种羞愧感顿时弥漫在北门部队的人心士气当中。没有人愿意做乱臣贼子，尽管窦武喊破嗓子号召大家要为自由而战、为正义而战，但是谁也不会听他的话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聪明人都明白的道理。窦武不够“聪明”，所以他失败了。

　　那天晚上，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大将军窦武人生中的最后一晚，也成为这个帝国走向沉沦之前的最后一晚。因为在此之后，无数的帝国清流注定要为窦武的冲动买单了。

　　这是建宁元年（１６８年）的秋天，帝国秋后问斩的人犯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刽子手的铡刀都砍钝了，补刀现象频频发生，让刽子手们好生烦恼—因为这将大大增加他们的工作量。好在他们还活着。在这样的时代，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不管是个人，还是他们身处其中的国家。谁也不知道明天在哪里，虽然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但是明天的太阳和今天的太阳是一样的吗？这问题只有天知道，少年天子灵帝也不知道。

　　历史的死结

　　中官当道的时候，一种信仰开始在民间到处流传。

　　这是一种美好的信仰。信徒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还存在着比现行大汉朝要美好得多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温暖、关爱、平等、互助……当然还有太平。

　　所以，这个到处流传的宗教就叫“太平道”。数以十万计失去土地无以为生的流民相信它，相信传播这个宗教的教主—张角。

　　在朝廷方面，最早发现这股帝国暗涌的是太尉杨赐和他的同事刘陶。

　　他们深知这股暗涌的凶险和可怕。因为人世间的事情，暗的都比明的要厉害—什么时候，帝国的防洪堤上暗涌变成管涌了，这帝国也就危在旦夕了。

　　所以他们立刻上书天子—士大夫们的处境虽然一直未见改善，但他们总是忧国胜于忧己。

　　杨赐和刘陶的上书不仅是紧迫的，也是一针见血的。因为他们提到了流民问题。帝国流民越多，问题就越严重。所以他们希望朝廷狠狠打击土地兼并问题，限制私有财产的过分集中。

　　但是他们的上书石沉大海了。因为现在的情势下，太尉再牛也牛不过中官。中官们把持了中书，他们将此上书“留中不发”了。杨赐和刘陶早该想到，打击土地兼并就是打击中官集团的核心利益—中官们是决不允许此类现象发生的。

　　杨赐和刘陶决定面见天子，但是天子却忙得一塌糊涂，差点儿无暇接见他们—土地兼并实在太厉害了，税收不上来，国库里空空如也，天子正在忙着批发他手中的官帽，以济时艰。天子规定：年享４００石的官职要卖４００万钱，年享２０００石的官职要卖２０００万钱，以此类推。当然了，如果买官的人钱多得用不掉，他可以买个更大的官来当当。要做卿的，加５００万；要做三公的，加１０００万。只要给钱，什么样的官帽都能拿走。在天子昏暗的账房内，大大小小的官帽摆了一床。天子一手拿账簿，一手拨弄着那些官帽。杨赐和刘陶跪在地上，真叫一个心如死灰。

　　的确，从历史的现场望过去，天子是一脸无奈的天子，臣子是报国恨晚的臣子。历史的死结谁都解不开，他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天子玩的就是现在，爽的就是今天，杨赐和刘陶也只能一声叹息。但是让杨赐和刘陶没有想到的是，爱财心切的天子此时的目光竟越过摇曳的烛光，死死盯着他俩的官帽……

　　几天以后，杨赐被找了个理由予以免职，刘陶被打发到图书馆里去编“春秋”。他们的官帽被收回，待价而沽。当然，没有人真正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只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我们的天子心里才清楚。

　　帝国实际上还是有过几次自救机会的。

　　因为太平道一开始并不主张暴力革命。太平道的传播者们希望能旧瓶装新酒，从而对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加以改良，最终抵达天下大同的人间乌托邦。

　　比如孝顺皇帝时，有人向朝廷举荐了一本名叫《太平清领书》的秘笈，说是照此书上的法术治国，国家将会长治久安。但是这本装帧精美的奇书最后无奈地躺在了国家图书馆的密室内，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它的身上落满了灰尘。孝桓皇帝时，也有方士锲而不舍地向皇帝推荐太平奇书，但是膝下无子的孝桓帝关心后代胜过关心这本形迹可疑的书，他拒绝打开它，并且还一把火烧了它。

　　帝国终于以自己的决绝和冷漠割断了和底层民心民意沟通的渠道，这种致命的割断在灵帝时为帝国带来了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骚乱。

　　因为张角开始行动了。张角将他的信徒有效地组织起来，相约在甲子年（１８４年）给这个顽固而脆弱的帝国一点颜色看看，他把这种颜色定义为黄色—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动人场景似乎就要在历史舞台上呼之欲出了……

　　１８４年的正月，帝国意外地表现出了一个国家机器的高效率。情报部门不仅揪出了一个太平道骨干分子马元义，还获悉了他们暴动的具体时间。但是张角也不是吃素的，他带领信徒们提前行动。信徒们怀着对人间乌托邦的狂热向往，纷纷将自己打造成人肉炸弹，冲向敌营，冲向这个帝国统治的心脏地区—洛阳。

　　帝国乱成一团了。

　　在来自城外的阵阵呐喊声中，天子一声叹息后放下了他手中的官帽和账簿—现在的任务是救火，帝国大厦火光冲天，再不救就成一片废墟了。

　　但形势确实严峻。因为帝国的主要作战部队都在西北抵抗羌人的进攻，不能轻易调回，否则很有可能引狼入室。当然即便他们赶回来恐怕也来不及了，远水救不了近火。京师救火，还得立足于自救。

　　中官们都不说话了。

　　中官们都很聪明，知道什么时候说话对自己有利。现如今他们怕说错话会掉脑袋。

　　灵帝的脸铁青铁青的，这是一张纵欲过度和焦虑过度的脸。他也无计可施，对于军事，灵帝确实一窍不通。此刻，他多么希望，帝国的救世主从天而降，来拯救他摇摇欲坠的江山。

　　这个人终于出现了。他不是别人，而是皇甫规将军的侄子、北地太守皇甫嵩。皇甫嵩在帝国的危急时刻提了几点建议，这其中包括把天子卖官的钱拿出来招兵买马，鼓励地方豪强们县自为战、人自为战。这些建议，天子都答应了。没办法，帝国大厦的火势实在太猛，不出点血看来是不会有人出来卖命的。

　　这就是血酬，这就是帝国潜规则。这些道理，灵帝还是懂的。

　　但是让灵帝为难的是皇甫嵩的最后一条建议。皇甫嵩提出，要解除党禁，大赦天下党人，平反冤假错案，以此来争取士气人心，使暴乱自平。灵帝觉得这个工程实在太艰巨也太艰难了。１２岁时的那个惊魂之夜让他一直心有余悸。那夜之后，多少人头落地，现如今如果推倒重来，会不会内忧外患齐头并进呢—外面暴乱未平，内部党争又起，党人会不会趁着大赦之机给他来个旧账新账一起算？

　　帝国的暗涌可以在外头，也可以在里头—不可不防啊。

　　但是皇甫嵩在最后还是把天子给说服了。皇甫嵩给他描绘了一幅可怕的情景：如果不大赦天下党人，那党人和张角们合谋，叛乱将蔓延开来，整个局面将不可收拾……

　　灵帝不说话了，于是一切都按皇甫嵩所提的建议去做。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做法，一个帝国看上去要缓过气来了，特别是最后一条，大赦天下党人使这个身受重创的王朝奇迹般地复活了，因为它挽救了一个帝国的人心士气，使得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在这一点上，皇甫嵩的远见功不可没。然而利弊总是相间。皇甫嵩自己也没意识到，他的某条建议竟为帝国防洪堤撕开了一条裂缝—鼓励地方豪强们县自为战、人自为战出发点是好的，但豪强们也从此有了日益坐大的机会和理由。一个即将到来的三国时代正神秘莫测地蜷伏在不远处静静地打量着这个已显苍老的帝国，就像一只踌躇满志的老虎一样。

　　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人世间的事情不能深究

　　局面稍微稳定了一些的时候，灵帝却开始发怒了。

　　灵帝发怒是因为他感到失望，对中官们的失望。

　　种种迹象表明，中常侍徐奉等人有勾结黄巾军内外作乱的嫌疑。而在他们身后，竟有王甫、侯览在操纵与撑腰。

　　这样的发现重重地打击了灵帝。

　　曾经，他把中官看成是他最可依赖的亲人，甚至经常对人说张常侍（张让）就是他爹，赵常侍（赵忠）就是他妈，现如今，爹妈们心存二心，面目模糊，怎不让他肝肠寸断？他把中官们都叫到一起，狠狠地训了一顿。

　　天子一怒，士大夫们高兴了，他们似乎感觉到帝国的春天马上要来了。他们趁热打铁，要把中官们拉下马，一洗一个阶层多年来的冤屈和压抑。侍中向栩和郎中张均上疏天子弹劾诸常侍勾结匪患、祸国殃民。为早日平息暴乱计，应该让常侍们人头落地，以息匪患、以谢天下。灵帝不动声色地将向栩和张均的奏疏扔给常侍们看，诸常侍吓得那叫一个魂飞魄散，纷纷表示要去洛阳狱中面壁思过。

　　但是最终到狱中面壁思过的不是诸常侍，而是向栩和张均。毕竟帝国的早春二月是乍暖还寒的，更何况这两个愤青士大夫误读了变幻莫测的政坛气候—灵帝生诸常侍的气确实不假，但归根结底，那也是亲人之间的磕磕碰碰，是可以化解的小摩擦。如果外人误闯进来鲁莽地劝架，特别是劝架的立场又是如此的爱憎分明，那最终受伤的只能是那些不知深浅的外人。

　　当然灵帝这么做也是出于帝国政局稳定的考虑。他是真怕士大夫们借此事东山再起，最后祸及皇权——诸常侍勾结匪患却长时间受宠，诸常侍要问起罪来，天子是不是也有罪过呢？天子一直打压士大夫阶层，最后搞得民心思乱，士心思散，难道天子就不应该为眼前这场暴乱买单吗？

　　所以人世间的事情不能深究，灵帝也只能将诸常侍的问题死死捂住。灵帝甚至把处置向栩和张均的权力交给了他视为爹妈的张让和赵忠。但是向栩和张安究竟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连灵帝自己也想不出来。好在张让和赵忠也真是有才，他们给向栩和张均安的罪名是勾结张角、图谋不轨。这是向栩和张均奏疏上给诸常侍下的罪，张让和赵忠就让他俩自己担当了。

　　在帝国的监狱里，向栩和张均吐血而亡—他们真是给活活气死了。

　　历史老儿一声叹息

　　对于人类来说，很多时候，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

　　所以在以暴制暴的时候，胜利的一方往往是拳头比较硬的那一方。

　　东汉帝国在与黄巾军的大ＰＫ中，依靠拳头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因为帝国的紧急动员能力还比较强，特别是左车骑将军皇甫嵩的拳头还比较硬—黄巾军就这样败在帝国的铁拳之下。

　　这是致命的一拳，但同时，这也是帝国的最后一击。

　　因为人心散了，帝国再也不能握紧拳头往前出击了。

　　人心散了最主要的标志是皇甫嵩的心散了。这个帝国的有功之臣在回师途中被收回了将军印，同时还被剥夺了６０００户食邑。与此同时，赵忠等１２名中常侍被封为列侯，理由是讨平张角有功。

　　皇甫嵩当然明白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得罪了赵忠。

　　平定黄巾之乱后，皇甫嵩在凯旋途中干了件让赵忠不高兴的事—他看见赵忠在冀州的庄园实在太过奢华，便上书天子要求将其没收。

　　皇甫嵩这么干，不仅赵忠不满意，灵帝也不满意。

　　灵帝不满意并不是他认可赵忠可以拥有奢华的庄园，而是觉得皇甫嵩不应该在这时候上书。

　　因为得胜将军的上书给他造成了压迫感。在他看来，这不是上书而是兵谏。

　　所以灵帝出手了。所谓兔死狗烹，自古以来的君臣之道无非就这四个字。

　　皇甫嵩黯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他回到了在洛阳的家。

　　但是他的老朋友阎忠却为他鸣不平。阎忠劝他为身家性命计，不可束手待擒，若庸主不可侍，不如反了吧……

　　皇甫嵩一声叹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对于他来说不仅可以决定一个家族的身家性命，也可以决定一个帝国的身家性命。现如今的帝国已是命若琴弦，随时可能弦断曲终。

　　所以皇甫嵩的叹息既是一个落魄将军的叹息，也是历史老儿发出的一声叹息。

　　但是历史最终没有选择皇甫嵩。

　　因为在皇甫嵩的生命基因中，他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洗脑了。传统的力量是如此地强大，家国文化视野上的分歧使他注定了和张角是两路人。

　　他们不可能拥有同一种选择。

　　他只能一声叹息。仅此而已。

　　皇甫嵩发出叹息的那个夏天，京师洛阳爆发了史上最强的一次蝗灾，随后铺天盖地的冰雹打得京师面目全非。这一回，轮到阎忠去叹息了—多好的一次改天换地的机会啊，被一个患得患失的将军错过了。

　　当然帝国天象上的异常并没有戛然而止。１８９年四月，京师又爆发了史上最强的一次日食。在民间，到处有改朝换代的流言在传播。此时的天子已是病入膏肓，一如这个沉重而不堪的帝国。其实，即便是灵帝本人，他也相信这个帝国快要解体了—因为太阳都被狗吃了，人间还能不大乱吗？而帝国，再也经不起乱象了……

　　四月丙辰日，年仅３４岁的汉灵帝撒手西去。随后，曹操、袁绍、董卓等一批乱世英雄粉墨登场，唱响了三国时代的开年大戏。没有谁再去理会这个名存实亡的王朝，因为人人都忙着把那些无人认领的江山扛回家，为一个新王朝的建立积蓄力量，只有诸葛亮在很多年后向这个可怜的王朝投来同情的一瞥，并为它写下悼词：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范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