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文人吕留良曾在诗中写道：“尝谓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山川开霁故壁完，何处登临不狂喜？”意思是说生逢明朝洪武初年的人，就像瞎子开眼跛子能走路，饱览大好河山，精神非常愉快，走哪里都高兴得要死。
其实，吕留良这种想法纯粹是想当然，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近代学者钱穆起初也有这种臆想，然而当他读到明初文人的作品，这种臆想被历史的真实所粉碎!在他的长篇论文《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里，钱穆非常敏锐地发现，当时人们大都“仅言开国，不及攘夷”，“心中笔下无华夷之别”。钱穆原本认为，元亡明兴，远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一个结束异族统治、“华夏重光”的“大关节”，但钱穆从明初文人诗文里读到的实际情况却与他的想法大相径庭。事实上，元朝灭亡了，人们并没有伸直脖子吐一口恶气，大骂它是“伪政权”。元朝一百年统治的历史合法性并没有随这个政权的被推翻而一同失落。
恰恰与此相反，元朝的覆亡还使得相当数量的文人群体恸哭悲伤，许许多多遗民的诗文还流露出强烈的思元情绪，即对元政权的怀恋、歌颂，和对朱明政权的愤懑不平，更有甚者有因元亡产生浓郁的悲伤、绝望情绪。面对这种尴尬局面，朱元璋为了让文人出仕为明朝效力甚至不惜以死亡相威胁，然而仍有相当多的文人宁死不屈。
戴良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黄梨洲诗文集》写四明提及戴良时是这么谈的：“元亡，戴九灵与其徒恸哭流连于此，山光水影，尚有黯然之色。”当时戴良在元亡后隐居于四明山，和故元耆儒遗老宴集赋诗。诗文多为悲凉感慨、怀念故元之作，寓磊落抑塞之音。后来朱元璋千方百计派人找到了他，将他召至京师，欲让他出仕做官，然而戴良托病固辞。结果惹得老朱大发雷霆，将其投入牢狱。戴良在监狱里仍然宁死不屈，留下遗书告别亲旧，仍以忠孝大节为语，然后壮烈自杀身亡。
戴良的事例绝不是孤例，杨维祯在受明朝征召时也以年迈为辞，作《老客妇谣》一首，表其不仕两朝之志。伯颜子中在征召使者将来的时候，服毒自尽……许许多多的遗民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朱明政府的不合作态度。
即便是那些出仕明朝的文人们，仍然在各种场合或明或暗寄托怀念元朝的思想感情。刘基与陈旅、欧阳元等人在为宋濂的《宋学士集》作序时就还使用元朝年号，称元朝为本朝，表达了对故元的思念之情。钱穆对明初诸臣的这种遗民心态实在不理解，个中原因可能在于他自己是个大汉族主义者，所以很难理解明初人的想法――“彼辈之意态，究不知将置其亲身所在之新朝于何地，事之可怪有如是。”
钱穆不理解明初士人心态已经超越了华夷之别，因此只能惊骇失声：”明初诸臣不忘胡元，真属不可思议之尤矣!” 他想来想去找不到解释，最后竟然将之归于明太祖对前朝士人的优容政策：“而明祖之优礼于宋刘叶张诸人，实远超于汉高、光武、唐祖、宋祖之于其诸臣之上矣。”这纯粹就是睁眼说瞎话，完全掩盖老朱对于文人的大规模屠杀和文字狱高压政策。
元朝何以能让天下文人念念不忘呢？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的一句话道出个中原因――“是亦深仁厚泽涵养所致，孰谓百年之国而无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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