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外戚、宦官“阴魂不散”

> 　　外戚宦官政治是西汉王朝的两大隐患，并最终葬送了刘氏政权。时光进入东汉，外戚专权、宦官干政仍然是大汉朝廷的两大政治危机，真是 “阴魂不散”，紧紧相随，纠缠不去。刘秀建立东汉，宣称是西汉的中兴，但他没有能力采取行动以防止外戚宦官政治复活，反而走来走去，仍然走到了这座独木桥 上，甚至有变本加厉之势，更为甚嚣尘上。外戚宦官之争是东汉政坛的一大特色，也是造成其迅速由盛转衰、最终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东汉朝廷的执政人物，除了 表面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除了地方的豪强地主，也就是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前者是古老力量，后两者是新兴力量。这三种人物互相斗争，构成了东汉王朝的全部宫 廷政治史。

　　根据柏杨的分析，皇帝能力强的时候，外戚宦官是一种助力；皇帝能力弱的时候，他们就自然成了政权的接班人。东汉前期，亦即光武帝、明帝、章帝时，皇帝本人能控制国家的政治权力，外戚与宦官便无用武之地，被压抑得难以出头，似乎销声匿迹了一般。但一进入东汉中期，章帝死后，和 帝刘肇继位（公元88－公元105年在位），此后到殇帝刘隆（公元106年）、安帝刘祜（公元107—公元125年）、顺帝刘保（公元126—公元144 年）、冲帝刘炳（公元145年）、质帝刘缵（公元146年）、桓帝刘志（公元147—公元167年）、灵帝刘弘（公元168—公元189年）、少帝刘辩 （公元189年）、献帝（公元189—公元220年），一直都是外戚、宦官轮流把持着国家最高权力，交替专政，相互倾轧，使朝政陷入极端的黑暗和混乱之 中。外戚与宦官是专制主义皇权的左右手，是寄生在皇权肌体上的一对毒瘤。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最根本的还是权力争夺。东汉中后期外 戚、宦官政治之所以这么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此时太子多年幼即位（整个东汉，除了开国天子光武帝刘秀和他的儿子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外，其他皇帝， 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也只不过弱冠18岁，最小的是还抱在怀里喂奶的襁褓，如和帝是10岁、殇帝是3个月、安帝是13岁；而且除了献帝外，其他没有一个 活到40岁，殇、少、冲、质四帝甚至还没有机会庆祝自己的10岁生日），年轻的太后临朝，在学派意识形态和多妻的宫廷制度下，她不便接触男性大臣，就 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的父兄来协助处理政事，这就为外戚窃取大权创造了机会，同时这新寡太后才是外戚集团里的“大姐大”；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 朝中大臣均仰承其鼻息行事；及至皇帝成年懂事，不甘外戚胁持，为把大权夺回到自己手中，就结纳在身边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皇帝亲政后，自然重 用夺权有功的宦官，于是又演变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可是前一皇帝死后，宦官身份卑贱不能辅政，立了新皇帝（因为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础，所以外戚自己 也尽量排斥年纪较长的继承人），接着又有新外戚上台。这种围绕皇权争夺而出现的外戚、宦官起伏交替专政，就成了东汉政坛的主要特征。外戚宦官挟持幼帝，独 裁专横，大肆搜刮，徇私枉法，党同伐异，导致统治日趋腐朽，政府“仓帑为虚”。

　　在东汉，外戚一般都是功臣宿将、名门大族，他们是豪强 地主上层的代表。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和帝时为太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 女，桓帝的窦皇后（灵帝时为太后），也是该窦氏的后裔；和帝的邓皇后（殇帝、安帝时为太后），是功臣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这四大 家族，集功臣与外戚于一身，势力非常强大。除了马皇后一门能自我谦抑以外，其余几家都是专横跋扈，显赫一时；周而复始，反复循环。顺、冲、质、桓四帝时， 外戚梁冀专政近20年，财富积累达30亿，堪称当时世界首富。质帝刘缵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当着梁冀的面，对文武百官说：“真是个跋扈将军！”就因为这句 话，堂堂皇帝竟被独裁者梁冀所残忍毒杀，可他不过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而已。此外，少帝时的何太后一家（其兄何进专权，与杀宦官蹇硕，后又为宦官张让、 段硅所杀）、献帝时的伏皇后一家（其父伏完曾密谋反，为后者所杀），也曾有过短时的重大举动。而长期的世家大族执政，还形成了具有垄断性的门阀政治和 特权阶层。

　　这个长时期的外戚宦官斗争，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和帝到桓帝初是第一个阶段，外戚占优势；此后是第二个阶段，宦官先占优 势，但最后却彻底失败。在第一阶段，外戚宦官有四次显著的大斗争：第一次是公元92年宦官郑众协助和帝同外戚窦宪（窦太后之兄，打败匈奴的那位）的斗争； 这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窦宪被杀，宦官胜利，郑众因功封侯，他们在政治上的弄权也就从此刻开始，这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宦官时代；第二 次是安帝和宦官同外戚邓氏的斗争，李闰、江京逼邓太后之兄自杀；第三次是顺帝和宦官孙程、王康等杀外戚阎显（阎太后之兄）；第四次是公元159年桓帝和宦 官单超等同外戚梁冀（顺帝妻梁皇后的兄弟、冲帝的舅父）的斗争，梁冀终于被诛。

　　桓帝以后，宦官在政治上占优势。桓、灵帝时期，政治也 更加腐败，甚至公开卖官鬻爵。桓帝既然得到单超、唐衡、徐璜、左棺、具爱这5个宦官的大力帮助，消灭了大独裁者梁冀，收回了皇帝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君 臣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发展到类似于黑社会里的弟兄），当然要感激他们5人，于是同日封侯（此5人为一等侯爵，参与行动的另8个宦官则为二等侯爵），宦官仗 着与陛下的“咬臂之盟”，在政治上的权力大大增长。这一时期的外戚、宦官斗争，又增加了太学生、士大夫等知识分子反对宦官的新内容。他们反对宦官，主要是 反对后者大肆弄权，因而造成政治上的黑暗，要求改革现状，改善朝政；如和帝时的郅寿、乐恢，安帝时的杜根、杨震，顺帝时的张纲、朱穆、皇甫规，桓帝时的李 膺，灵帝时的陈蕃等。他们得到了朝臣和外戚的热烈支持。因此，官僚、外戚、太学生（士大夫）又组成了反宦官的联合战线，出现了品评时局、不满权阉的清议 派。官僚豪强和太学生反宦官的斗争日趋激烈；宦官也对他们发动反击，诬蔑他们是想推翻朝廷、图谋不轨的党人，把他们逮捕、打杀、下狱，或禁锢终身永不作 官，历史上称作“党锢之祸”（下文我们再详细讲解）。尽管宦官在这一时期很得势，但他们毕竟只是皇帝的奴才，“先得月”，有皇权才有他们的权，皇 权一衰落，他们的权也就完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刘氏政权得到苟延残喘；但是中央皇权已被削弱，地方世家豪族势力更加强大。宦官想，借皇权 欺压世家豪族这招也就不灵了。

　　公元189年，中原豪强、禁卫军官袁绍（他也算一介文士；与曹操一样，按照黄仁宇的说法，他们都是“以 学阀而变为军阀”，“文士自卫成了武将”，正是这类人最终改变了刘汉的江山）发兵洛阳，不分青红皂白，大肆屠戮，将宫中宦官2000多人全部诛杀，血染高 墙，尸堆大殿，便彻底结束了东汉后期数十年宦官擅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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