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认为,军功集团在大汉朝的功劳盖世,但是,随着功劳而来的对皇权的威胁与日俱增。这一点,文帝比前人感受得更深刻。当吕氏集团被军功集团血洗的一 幕幕在文帝脑海中出现时,他便决定将军功集团旺盛的气焰压下去。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皇宫中传出一道圣旨,将军功老臣们的 气焰狠狠的压制了。

  圣旨上是这样说的:“朕听说古代的皇帝分封诸侯上千,诸侯们各自守护自己的土地,按时纳贡,民众不觉得劳苦,上下 欢欣,并无违背道德之举。如今,列侯们大部分住在长安城,离自己的封邑很远,以至于吏卒们要千里迢迢运送贡赋到长安来,费力费时。再者,列侯们也没有时间 和机会训教自己的百姓。故此,朕下令,列侯们都离开长安城,回到自己的封邑里去,只有在朝廷担任具体职务和有特别诏令者例外,只需派世子回封邑即可。”

   从这份圣旨中能看出,从前在京城长期定居的诸侯王都要离开长安,这对于长期贪图享乐的诸侯王们来说,犹如晴天里一个大霹雳。首先反应的,是军功老臣,他 们大部分被封为侯,从一开始,他们就居住在长安,享受封邑上百姓的贡赋,根本不会顾及百姓的疾苦。在这种情况下,长安才有空前的繁荣,人人以能久住长安的 荣耀。这就是列侯们不愿离开长安的原因。根据当时的事实情况来看,军功大臣们的封邑基本上都在中央直辖的外地州郡,或在诸侯王的王国内,远离中央地区。侯 国内的政务,基本上都由家臣们管理,列侯们的开支,完全依靠侯国中百姓的租税和徭役等等。每天,全国各地的农民和苦力都会拉着金银财物进京,向列侯们进 宫。的确劳民伤财,长安城内因此变得越来越繁忙。

  在文帝的一生中,表现最突出的政治特色就是“仁”。他刚刚上台,要实施一系列政策, 将权力斗争的导火索全部清除。他只想让国家安定,百姓乐居,不再出现流血事件,让百姓受苦。文帝爱人,爱百姓,喜欢他做事完全是从大局出发,为的就是赢得 全局性的稳定和繁荣。只有这样,汉朝才能让后人产生正面评价。

  上台第二年,文帝即下一道圣旨,打算将所有侯王赶出长安城,既是出于自 身政治利益考虑,也是出于对百姓的仁爱。圣旨上已说得很明确,为了不劳动百姓,请各位侯王回自己封邑,这样就能使得百姓不再疲于奔命,可以收到侯王们的训 教,成为大汉朝的一个合格公民。就这一点看来,文帝的“仁”已充分展示,让很多普通人认为,文帝是一个体恤民情的好皇帝。当然,此时我们不必提及文帝背后 的深层次政治图谋。

  在上台的第二年即颁行如此重大的行政命令,是对文帝权威的一次挑战。很明显,文帝自己也向证明一下自己,或者说, 他想通过实施这一艰巨行政命令来确立自己的权威。同时,也是为了看看自己在行政上有何阻碍,是否有政治对手,是否有挑战皇权唯一权力的叛逆势力。就文帝自 身来说,上台伊始,能颁行一个重大政策,是万全之策。如果能顺利实施,自己的政治前途将一片平坦,如果出现问题,自己的皇权人生将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 这既是一个威胁,又是一次挑战。

  之所以说是威胁和挑战,是因为军功老臣们自从高祖开国以来,一直受宠信,封侯之后长期定居在长 安,经历了高祖、惠帝和吕后三代朝廷。他们大部分在京城有一套自己的势力集团,属权贵,形成气候。他们已在京城深深扎根。现在,文帝要将这些根全部拔起, 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证明。

  早年,吕氏集团擅权,威震天下,掌握了朝廷的南北军军权,京城基本上是吕氏天下。但 最终还是被军功老臣们满门抄斩,血洗京城。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军功老臣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当吕氏集团要动摇它的根基时,它会发出最顽强的反抗。那时的吕氏家 族严密地控制着京城中的官僚人事关系,但陆贾等人依然能积极活动,游走于周勃、两家之间,最终让他们联合在一起,决定复兴刘家政权。这才有了吕后死后 周勃巧夺兵权,将重权在握的吕氏家族彻底铲除。可以看出,军功老臣在朝廷城府是多么深,也能看出,军功老臣在京城已形成可以威胁任何一个政权的势力。推翻 吕氏政权,只是刘家利用军功集团的结果,同样,也让军功老臣的实力全部暴露在世人面前。

  文帝看到这局面,认为军功集团与自己靠得不是 很近,而且,他们是前辈,自己与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不能像高祖刘邦那样震慑他们。他觉得军功老臣们守在京城,犹如一只老虎睡在自己身边,时刻威胁到自己的 安全。于是他决定,将老虎撵走,虽然这样做一样威胁,那却有生存的希望。如果让他们长期居住在京城,由于自己资质尚浅,一旦产生摩擦,势必威胁到刘家江山 的稳定,甚至可能会出现第二次“诛吕政变”。出于这方面考虑,文帝开始实施他的“清虎计划”。

  文帝早就听代国旧臣说起,军功集团是皇 室最大的政治威胁,薄太后也常常在他耳便说起。整日苦思冥想的文帝找来贾谊,问他有何对策。贾谊是汉朝著名政治家,研究政治很有一套。他认真地思考片刻, 然后说出自己的初步构想,得到文帝的肯定。几天之后,他正式上报奏疏。文帝肯定了他将军功列侯全部请出京城的计划,经过商议,贾谊还提出一条辅助政策,即 将诸侯王王国内的列侯封邑迁至中央直属州郡。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断绝诸侯王与军功列侯的往来。诛吕政变之所以会成功,主要是先有 诸侯王发兵进攻京城,然后有城内军功老臣秘密谋划,两方面互相联通才胜利的。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诛吕政变”的一幕,文帝将列侯封邑从诸侯王王国内迁至中央 直辖州郡,是最有效的预防方式。二是将列侯封邑迁至中央直辖州郡,更有利于朝廷对他们的管理,并时刻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一政令下 去之后,军功老臣并不敢反抗,都实际执行起来。所有列侯都离开了京城,只有极少数留在京城为中央政府服务,并由皇帝下委任书,强化了皇帝的权威,可谓一举 两得。列侯们离开京城之后,几乎很少与诸侯王产生联系,因为距离遥远,频繁见面已不可能,更不要说所有图谋了。这些军功老臣大多叫苦连天,失去京城的势力 之后,又不能自由地与诸侯王联络,他们真正成了瓮中之鳖,毫无作为。

  第一个受苦的当数文帝时代第一军功老臣周勃。正是在周勃的一手策 划之下,才成功诛杀诸吕,让刘氏江山重振雄风。文帝上台伊始,每上早朝,都会站起来迎接周勃,退潮时,皇帝没先走,周勃就动步,文帝还要目送他出朝门,可 谓贵气逼人。但是,在皇帝位置上坐稳一年之后,文帝不能容忍这种局面。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的圣旨下达之后第二年,周勃只能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邑 绛国国去了。绛国位于河东郡境内。据说,河东郡守、郡尉每次来拜访时,绛侯周勃都非常惊恐,以为是朝廷派他在诛杀自己的,总是让侍从全副武装,排开军阵迎 接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