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文明史的定义必须具备三大要素: 国家形式的出现、使用文字、青铜器的应用。这三点都是基于考古学的实物证实,文献记载不能作为凭证。

  从这个标准去看,中华文明出现得较晚,特别是在殷墟还没有挖掘出来时,西方连商朝都不承认,中华文明时只能从周开始算起,只存在短短的3000年。

  相比于6000年两河文明,5000年埃及文明,4000年印度文明,华夏文明最为年轻。

  文明似乎总是从发达的地区往原始的地区传播,由此看来,华夏文明是从西方传播而来的,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

  17世纪,德国耶稣会士柯切尔(A.Kircher),根据中文与埃及象形文字的相似性,论述中国人是埃及人的后裔。

  18世纪,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认为,中国的文字、法律、政体、君主,甚至于政府中大臣及整个帝国均源自埃及,而所谓中国上古史即埃及史。

  19世纪,法裔英国人拉克佩里出版《中国古文明西源说》一书,以当年考古成果为基础,根据天文历法、科技发明、语言文字、政治制度、历史传说的相似性提出,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汉族于前2200年左右从西亚迁入中原。

  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史辩派”对上古史提出了质疑,把上古史归于神话和传说类。

  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指出:“十二辰本来是黄道周天的十二宫,是由古代巴比伦传来的”。

  到了当代,分子遗传学盛行后,提出了现代人的祖先是从东非大陆走向全球的观点。既然人类本身同源,那么人类文明同源论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近年来,国内很多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出了很多书,从文字、文物、文献等各个方面论述华夏文明与古埃及、巴比伦文明的共同之处。

  当然,中华文明西来说的学者当中也存在各种分歧,有的认为夏朝在巴比伦,有的认为夏朝在古埃及,可谓众说纷纭。

  为了证明华夏文明起源于本土,国家在1996年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大型科研项目,2003年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旨在用实物来证明中华文明是原生文明,并非外来文明。

  随着良渚遗址、石峁古城、凌家滩遗址、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挖掘,提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良渚遗址已经在申遗了,如果申遗成功,那么,中华文明5000年文明史就得到了国际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