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出洋谋生者渐多。咸丰八年，中美商订《天津条约》时，美方代表向直隶总督谭廷襄建议在美派遣领事，以便照料侨民，谭以中国向不遣使国外为由拒绝。美代表告之中国侨民数已不下数十万，且部分侨民卒皆富有，似颇有保护价值。谭曰：大皇帝抚有万民，区区浪民，飘流海外，何暇计及。大皇帝之富，不可数计，何暇与此类游民计及锱铢？
但光绪二年，天朝帝国还是前所未有地派出了同地上的世界接触的第一位正式代表，这一年郭嵩焘出任英国钦差大臣。但出使之前，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纷，郭的家乡湖南更是议论纷纷，妄下雌黄者夥矣。名士王]运曾编就一联予以讽喻：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长沙参加乡试的考生在烧毁郭修复的玉泉山林寺后，还扬言要捣毁其住宅，开除其湘籍。老友刘坤一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当时曾流传一幅诋毁他的对联：行伪而坚，言伪而辩，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此处的鬼指的是外国人。湘人描述湘之闭塞与仇洋，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云：都邑之士，颇闻时事，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言西人富强，则摇首不信；言西国文明，更拊心若疑；闻保种、保教之言，以为过虑；闻瓜分中华之说，以为讹言。张翼云《论湖南风气尚未进于文明》云：乡里人乍见新政，即传为洋人来，当努力击之。语以化学、电学、光学诸端，掩耳疾走，俨尘垢之污人。
奉使英伦前，郭嵩焘求随员十余人，竟无有应者。某君之随使泰西，往辞祁文恪，文恪叹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及随星使出都，沿途州县迎送者曰：此算甚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归国后郭嵩焘曾回湖南老家，据清人所撰《名人轶事》载：郭嵩焘尝奉使泰西，颇知彼中风土，以新学家自命。还朝后，缘事请假，返湘中原籍。时内河轮船犹未通行，郭乘小轮回湘。湘人见而大哗，谓郭沾染洋人习气，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观此可见当时内地风气未开之怪象也。
英法联军以更换条约为名进逼北京时，郭筠仙（嵩焘）尝以编修参僧格林沁军幕，拒英法联军于天津。僧王密询战守方略，郭对以外人志在通商，但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称名与战。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如其已。王默然。及北塘溃败，乃服郭公之言为有识。郭又尝与僧王言：制敌之策，惟在狙击，然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即败亦不至有悔。僧王终不能用，败后尝语人：朝官惟郭翰林爱我，能进逆耳之言。我愧无以对之，使早从其言，何至此败？（见易宗夔《新世说》）
出使英国期间，郭嵩焘写过一部两万字的小书《使西纪程》，谁知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从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称其道中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
自古只见各国纷至朝贡人，焉有天朝外驻使节者。
鸦片战争后接连不断的军事政治失败，使国中部分精英知识分子感觉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故，意识到了固有知识本身存在的缺陷，并要以西方致强之道对其加以拯救改造。但在对待西方知识的态度上却陷入了保守与激进的二元对立状态。保守主义者关注的是文化的民族性，却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激进主义者则从实用化的知识接受，发展到了来者不拒地全盘接受，西书也译，西法也搬，机器也造，学校也建，从抄制度到借课本无所不及。在晚清风雨飘摇、蜩螗沸羹的政治背景下，保守者与激进者的争执始终贯穿于政治与知识间。争执的结果是激进者在知识层面上占尽上风，但在政治权力上却无法站稳脚跟，政治权力一直是保守主义者的强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