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说起这个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在中国,如果说到伟大的文学家,你可能会想到很多人,但是如果说到文豪两个字,则基本上就是说苏东坡无疑了。

  苏东坡的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一个快乐的人,文章诗词都写得充满了豪迈之情,提到文学水平他不敢说第一,但论起来豪气,恐怕也就只有李白能和这个苏大学士相提并论了。

  而且论起来亲近程度,东坡先生要远超过那个狂狼的李白,很多人喜欢李白,是把他当做是偶像来崇拜的,毕竟一辈子游山玩水,吃喝玩乐,随手一挥诗文,就是半个盛唐,这样的人物,你除了佩服的五体投地之外,也只能是觉他李白就是神仙一样的存在。

  东坡先生就可爱亲近得多,无论是诗文还是人生,苏轼给我们的感觉,仿佛就在我们身边,陪我们聊天,陪我们说笑。

  苏轼多才多艺,通晓他那个时代里几乎每一种重要的学问和技艺。

  论文章,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写诗,他是诗坛领袖,代表着宋诗的最高成就;论填词,他是豪放词的创始人;论书法,他是北宋“四大家”之一;论绘画,他是湖州派的一员主将;论学术,他是蜀学的旗帜,而且在儒学以外,他对佛学和道教的知识远在很多高僧和著名道士之上;即便论到日常生活,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东坡肉就是他的发明。

  他很聪明,很有幽默感,情商也极高。他不但文艺搞得好,做官竟然还很务实,完全没有李白、杜甫式的诗人气,每到一任都很能做出政绩。

  即便是最挑剔的人,也很难找出他的缺点。在全部的中国历史上,都很难找出这样的人了。所以苏轼被后人奉为偶像,奉为人生楷模。

  但这样近乎完美的苏轼,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仕途很不顺,不是那种说偶尔得罪了谁,一时的不顺,而是整个一生都很不顺。

  仕途坎坷,经历挫折,我们后人可以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对于苏轼本人这个亲历者而言,肯定是一场人生的灾难。

  而且苏轼是那种智商情商都很高的人,所处的时代,也算不上是政治黑暗的年代,为什么偏偏这样一个苏轼,一生都会仕途如此不顺呢?

  让我们追本溯源吗,看看苏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和他所处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01)父亲的特殊教育

  现在教育内卷化是个很热门的话题,中学生做不完的作业,普遍睡眠不足,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但这个并不是现代才有的问题,实际上,自古以来就有头悬梁锥刺股的说法,古代人为了读书,为了科举,那也都是拼了老命了。

  范进一直考科举考到老,听说中了举,直接发了疯,就是科举制下,读书人的真实性写照,而苏轼也赶上了科举时代,而且是科举制最繁荣的时代,北宋时期。

  苏轼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因为自己有个“好父亲”,不过这个好是加了引号的,苏轼的父亲很特别,因为他的人生很失败。

  苏轼的父亲是苏洵,文学史上三苏是标杆一样的存在,父子三人同为大文学家的,三曹算是一个,也算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奇迹了。

  但这个苏洵,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年轻时代的苏洵,人生规划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一样,以考试做官为目标。

  但他的性格有几分像李白:自视太高,看不起应试教育。如果苏洵活在唐代,大概会像李白一样绕开科举考试,但宋朝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苏洵看不到读书的前途,索性扔下书本,过起了东游西荡的日子。到了27岁那年,他终于想通了:如果不肯一辈子一事无成,就必须硬着头皮完成应试教育。

  但很遗憾,强扭的瓜毕竟不甜,苏洵每考一次就落榜一次。

  你是不是感觉苏洵很失败,这个时候,估计他该考虑练小号了,跟现在大多数家长一样,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孩子身上,逼着孩子拼命的学习,考一个好学校,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但苏洵不太一样,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而是首先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既然想开了,从此不再为了考试做官而读书了,那就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读书吧,并且,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写文章吧。

  至于教育子女,今天我们知道,最好的办法并不是拿一套自己认可的,却连自己都做不到的东西灌输给子女,而是做好自己,把自己活成子女的表率,因为最核心的学习能力不是听懂道理然后付诸实践,而仅仅是最单纯的模仿。

  苏洵从此按照自己喜欢的书来读,这跟考试做官的应试考试,可完全是两个层次,从此之后苏家父子的见识可就不一样了。

  苏洵通过言传身教,苏轼和苏辙也都读了大量的非考试类书籍,拓宽了眼界,这对苏轼日后能成为一代大文豪密不可分,毕竟纯粹的技巧是不足以支撑苏轼的大名,只有深邃的思想,才能让文章流传千古,比如《前赤壁赋》就是足以媲美《兰亭集序》的好文章,发出了对时间,对人生的思考。

  (02)少年英才

  从来没有谁的命运,同时代大势捆绑得如此密切,苏家人的命运,尤其是苏轼的命运,则完全和那个时代牢牢绑定。

  苏洵父子三人,终于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四川迎来了一位新任长官,名叫张方平。

  第二年,苏洵带着苏轼拜访张方平,这是改变苏家命运的一次会面。一年之后,苏洵父子三人带着张方平写给朝廷大佬的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进京赶考去了。

  古代的文章分为骈文和散文两大类型,散文出现得早,所以也叫古文,于是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的运动被称为古文运动。

  在古文运动里最突出的人物就是所谓“唐宋八大家”,这八大家里,唐朝占两位,韩愈和柳宗元,宋朝占六位,分别是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三苏”。

  其中真正全力以赴,向天下人号召写散文的,唐朝只有韩愈,宋朝只有欧阳修。为什么要提倡写散文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散文比骈文务实,不需要太多形式主义的束缚,所以散文名家通常都有务实的作风。

  欧阳修提倡散文,当然希望得到回应,但移风易俗的事情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看到同类就会格外激动。

  宋朝的散文六家里边,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王安石是欧阳修家里的常客,彼此都很熟悉,当欧阳修忽然从远方而来的“三苏”那里嗅到了同类的味道,激动得简直有些失态。

  在他看来,苏洵就是当代荀子,文章天下第一,苏轼更是后生可畏,自己应当走下文坛宗主的宝座,给他让路。

  欧阳修产生的同类感到底有多强呢,有一件事特别可以说明问题。在考试的时候,担任的主考官的欧阳修本想把苏轼的文章定为第一名,但因为宋代科举实行糊名制,考官在判卷的时候看不到考生的姓名,欧阳修看这篇文章的风格,太像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如果定为第一名,怕别人说闲话,权衡再三,只好让这篇文章屈居第二了。

  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苏轼早几年出道,或者并没有一位欧阳修发动古文运动,又或者欧阳修在苏轼出道的时候并没有位高权重,苏轼的人生会有多大的不同呢?

  至少我们可以准确地知道,如果把王安石换在欧阳修的位置,“三苏”将会永无出头之日,这种大势的变化,让从小熟读各类书籍的三苏占尽了先机,从此三苏扶摇直上,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

  但偏偏苏轼这一生,遇到的暗流不止这一次,苏轼文章写得好,恰好又遇见了欧阳修,这是极其幸运的事。

  陶渊明的诗就写得很好,但是活着时候没人欣赏,也可以说是他活着的时候,不流行他这样风格的诗,苏轼的文章赶上了好时候,但苏轼的仕途,却赶上了北宋最差的时候,再加上苏轼的个性,让这种情况一差到底。

  (03)双商极高

  年轻人一般容易犯恃才傲物的毛病,但苏轼是个情商智商都非常高的人,他年纪轻轻就非常懂得处理好和朝中老臣的关系,这一点实在熟读历史,总结了贾谊失败的教训得来的。

  他用积极的精神和谦卑的态度待人接物,几乎在老干部那里赢得了一致的好感。宋仁宗也喜欢他,把他看作未来的国家栋梁。

  苏轼怎么去搞人际关系,我们可以看看他在考中进士之后写给阅卷老师梅尧臣的一封感谢信。这封信,今天的中学语文课本就有收录,题目是《上梅直讲书》。

  这封信的特点,一是措辞恳切,二是马屁全都拍到点子上了。如果你不觉得这有什么难得,可以对照一下李白同类型的名文《与韩荆州书》。

  李白的文采绝不在苏轼之下,但他无论夸人还是自夸,一概天花乱坠,无论要求还是承诺,通通大言不惭。

  回过头来再看苏轼,就能看出苏轼的感谢信真是用了心的,能放低自己,充分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苏轼很聪明地以贾谊为前车之鉴,肯为人际关系用心,朝廷元老也很乐于结交苏轼这种明日之星。苏轼的脚下,分明已经展开了一条金光大道。

  苏轼赢得老朝中一众老臣也就是当权派的好感,按理说无论朝局发生如何的变化,苏轼的仕途应该说是差不到哪里去,但偏偏苏轼的仕途却非常差。

  这好比是苏轼在一艘大船上面,他在船上打造了各种对自己有利的条件,良好的人际关系,充足的食物,甚至是晕船的药,总之苏轼准备好了一切,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条大船却彻底翻了船。

  我们常说不要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但王安石偏不,号称拗相公的他,硬是把当时所有的当权派都打翻了,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神宗皇帝为了变法,对王安石是百分之百信任,只要是反对新法的,轻则贬到地方做官,重则一撸到底,甚至是下狱流放。

  当时几乎所有的当权派和正人君子都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也在其中,又因为他名气实在太大,所以成了新党重点打击的对象。

  北宋政治环境恶化,就是从王安石,把人区分为新党旧党开始的,苏轼的厄运就此开始了,他之所以没被杀,是因为北宋不杀士大夫,要不然凭他的名气和反对的声音在,早就小命不保了,北宋当时所有的旧党都靠边站了,苏轼也不例外。

  (04)公道自在民心

  中国古代的朝廷,一直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情况不仅仅适用于皇帝,也适用于当时掌握实权的那个大臣或者是宦官。

  按理说,苏轼年纪轻轻就已经名满天下,熬也能熬到王安石失势的那一天,反正王安石就算再讨厌他,也不敢杀了他。

  苏轼的确是等到了王安石下台的那一天,被冠以旧党之名的苏轼,却完全没有迎来人生的曙光,甚至还被贬斥到了当时的海南岛,那已经是北宋一个文臣最惨的待遇了,烟瘴之地死亡率极高。

  旧党人得势,为什么苏轼还这么惨呢,因为苏轼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说话,一个国家那么大,一个政策下去,一刀切,肯定有不合适的地方。

  苏轼一直都是那个敢于说真话的人,于是得做了新党,等到旧党上台,他们全然不顾百姓的利益,把新法无论好的坏的,全部统统废除。

  这样做,明显是意气之争,苏轼有上书言事,说这样做不行,结果又得罪了旧党,从此苏轼无论是新党执政,还是旧党上台,他的仕途一直都是各种贬斥,中间还经历过乌台诗案,要不是太后喜欢苏轼的词,可能苏轼都走不出监狱。

  就这样一辈子都从民众利益出发的苏轼,仕途一直都是不顺的,但这种不顺,反过来促进了,苏轼文章和诗词,对生命更深层次的感悟,不断的生离死别,人生大起大落,终于让苏轼的诗文,可以超越时空,一直流传。

  这就是苏轼,一个敢于说真话的苏轼,他不是个纯粹的官僚,他心中有更广阔的天地,他心中装着最普通的民众,虽然他的仕途不顺,但比起来他在民众心里的地位,他那点仕途有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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